老街西边那条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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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武侠小说里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；在现实世界里，有人的地方，或许终究留不住江湖。这段话，指的是那些因让路城市发展，而消失在地理空间的江湖。
今日的古晋老街西侧，有超过一半的面积，过去是一条形状独特的牙达河（Sungai Gartak）。它是砂拉越河的支流，在1870年与1890年的两幅老地图上，可以清楚看见这条河流——上游部分宛如湖泊，其后一道细长如颈项的河道直通砂拉越河，整体看去，仿佛一只站立的恐龙。
有关牙达河的历史记录非常稀少，只能从极为有限的资料，去拼凑消失了百余年的地貌记忆。
“gartak”一名据说源自砂拉越马来语，是“平台”或“栈桥”的意思，与之意义相近的，还有“titi”一词。在婆罗洲岛上其他地方，还有“gertak”、“geratak”、“ghetok”都指向同样意思。至于牙达河又因何得名，一说此地过去属于沼泽低地，出入需要栈桥，这说法虽有待证实，但也不无依据。
相对于古晋老街东侧，牙达河这一带的地势确实较低，这可以从过去的大水灾中得到印证，位在老牙达河流域的印度街、甘蜜街、汉阳街、马吉街等，经常受到波及。老古晋也曾经忆述，与老牙达河相距不远的哈志打哈路一带，早年也是沼泽区，矗立着一栋栋马来人的高脚屋，屋和屋之间经常以木栈道相连。由此联想，早年的牙达河一带是否也如此景观？
较早在牙达河岸边居住的，是一批来自南印度的穆斯林，大约自1830年代即在此活动，其村落即今日的印度街和甘蜜街；而在牙达河对岸，则有爪哇人的聚落，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，聚落迁走后建成今日的爪哇街。仔细留意1890年的老地图，会发现遥遥相望的印度街和爪哇村之间，有两座桥梁架在牙达河接近河口处。
1884年，古晋发生大火灾，重创古晋河（Sungai Kuching）边的老巴刹一带。灾后，第二代拉者查尔斯•布洛克即设立一支小型消防队，随后于1907年将救火局盖在距老巴刹不远的牙达河旁。消防局在此运营了数十年，到了1950年代才迁往他处。
1917年，牙达河仅存河口一小截
19世纪末，牙达河畔也出现了一座女宾俱乐部（The Ladies Club）。根据Vincent H.K.Foo著《The Sarawak Club》一书的资料，由于当年的俱乐部不接待女宾，因此欧籍官员的夫人们决定自行设立一座“男宾止步”的俱乐部。
史学前辈刘伯奎先生著《河婆史话》一书，记录其父锦云老先生南来的故事。刘老是在光绪29年（1903）抵达砂拉越，根据其口述，“当时古晋的店铺还很少。现在华侨银行地点至港边和马吉街一片，还是大港；在合兴店前有一座大拱桥，后来逐年被垃圾填积，慢慢才建起店屋来。至于汉阳街的店屋，记得是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间，有一位吉隆坡前来古晋的华人许汉阳，标得古晋的大码（包括烟、酒、赌饷）赚到大钱，才建筑起来，所以叫做许汉阳街。惟当时的市面，并不十分热闹。”
这段文字记录非常有意思，其中提及的“大港”，从位置判断，指的正是牙达河；而“合兴店前”的应是老地图上的其中一座桥，而且我们从中得知是一座拱桥。既然是拱桥，那也意味着牙达河早年必然有船出入，或许也有一些买卖活动。
至于汉阳街的店屋，实则由来自槟城的邱汉阳所建。有关邱汉阳其人，可以阅读前文《汉阳街上遗留的邱家足迹》，这里不再赘述。邱氏早在1902年在古晋标得饷码，1907年汉阳街店屋已经建成，该年4月5日在槟城出版的The Straits Echo报导，其长子邱守仁趁着父亲的生日，在3月20日（农历二月初七）宴请古晋的乡绅和商人，宴会地点就在汉阳街邱家的鸦片公司二楼。配合寿庆，邱家连续七天在场安排粤剧和潮剧演出，夜晚张灯结彩的汉阳街亮如白昼，人潮涌动。
同年1月4日出版的《砂拉越公报》，也提及汉阳街正在进行填河工程，时间上与前述报导大致吻合。有一张历史照片，显示当时甫竣工的汉阳街店屋，其前方依然可见正在施工中的牙达河，或许也是拍摄于1906年或1907年的照片。
其实自1880年代以来，随着古晋河（Sungai Kuching）一带的老巴刹已经发展饱和，拉者将目光投向了牙达河地区。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缓缓逼近，牙达河也逐渐消失。自20世纪初，填河工程陆续进行，店屋、消防局、发电厂等陆续出现在新的土地上，1917年的一份老地图显示偌大的牙达河，萎缩至仅存河口一段。直至1921年，《砂拉越公报》上依然有填河工程的记录，主要是用于兴建发电厂。
碍于资料有限，目前无法确切知道牙达河全面填埋的时间，估计应该是在1920年代。以牙达河命名的牙达街（Gartak Street），则为这条支流留下一截标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7年汉阳街一带进行排水工程施工，出土了不少清末陶瓷器和碎片、猪骨骸、椰壳、玻璃制品等，虽然经砂拉越博物馆鉴定价值并不高，倒也为早年牙达河的历史，补上了一点零碎却珍贵的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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